方法與視野 · 語言學與文學系列講座（六）：高友工的學思旅程與「抒情美典」論

（主講：陳國球教授、對談：曾守正教授）

主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JRCCLAL）

統籌及主持：張健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馮勝利教授（北京語言大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4nKVtsjIk&feature=youtu.be

會議摘紀：

2020年8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場線上「2020方法與視野·語言學與文學系列講座（六）」，邀請了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的陳國球教授為主講嘉賓，以及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曾守正教授為對談嘉賓，分享有關高友工先生的學思歷程與抒情傳統論述的關係，其主講題目為「高友工的學思旅程與『抒情美典』論」。這場演講的開始，陳國球教授就以林順夫先生對高友工先生的評價——所謂「遊戲人」的特質提出其主要的問題思考，也就是在高友工先生嚴謹的「抒情美典」論述底下，內心世界究竟呈現怎樣的面貌，並且思考高友工先生是如何在人生與學術兩者之間遊動的？對於陳教授來說，高友工先生的文章就如手錶中的齒輪既精細又環環相扣，並且在論述展開的同時呈現出一幅莊嚴與宏偉的氣象，而這回陳教授主要透過兩條不同的線索，分別是高友工先生的學思旅程以及更令人好奇的成長背景來回應上述的問題思考，從中反映了高友工先生在學術論說上的終極關懷。

首先，陳國球教授梳理了高友工先生的學思歷程，包括與梅祖麟先生合作的以語言結構的方法對杜甫「秋興八首」與唐詩所做的批評，以及後來有關「知」與「言」和美感經驗的討論，這些皆可看到高友工先生是如何從文學批評走到「抒情美典」的論述。從這一系列的學思旅程，陳教授細膩地整理了高友工先生和師友、學者和理論家在其論說上的影響與匯集之處。一開始，身為法律系學生的高友工就在廢名的引領下領略到中國文學之美；有關語言學的成分則受到台大語言學家——董同龢先生不少的影響；新批評與分析哲學的研究進路則與西方理論家——瑞恰慈（I.A.Richard）和維根斯坦(Lub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有緊密的關聯。特別的是，陳教授注意到高友工先生在「美典」論述中追求的「境界」一說，主張應以「inscape」來表達「境界」的看法，就得以窺探出其中深受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弗萊(Northrop Frye) 與泰勒(Charles Taylor)的影響。陳教授指出弗萊是高友工先生重要的精神導師，在弗萊有關語言結構的論說中就得以看出重視語言與人文社會的關聯。此外，泰勒提出的「人就是追尋自我解釋的動物」與「抒情美典」中所論的「內化」與「象意」有其相通之處，其出發點是一種人文精神的追求，一種自我價值與反思能力的追尋。陳教授總結到高友工先生提出的美感經驗或許能夠與「境界」接通，也就是「美」要達到某種境界就必須要透過人類不斷地自我了解、反省、琢磨與解釋，這一過程是有其意義的，它賦予「美」某種價值與理想。因此，陳教授認為藝術在高友工先生看來，在外是體現了文化中某一種的理想，在內則是體現了個人生命的意義，也唯有從美學的層次上升到某種「境界」，藝術才得以圓滿。

此外，陳國球教授考察了高友工先生的成長背景，思考高友工先生是如何、及為何會秉持上述對文學、人文精神的態度。陳教授從旁推敲發現，高友工先生的家庭背景有著幫國民政府辦事的父親——高惜冰，還有左傾思想的哥哥——高而公。陳教授考察了兩者的生平，其中高惜冰在1948年舉家到台灣之前，曾在中國東北大學工學院任院長一職，請來了梁啟超之子——梁思成開辦建築系，任國民政府育才司司長，可說在教育史上有一定重要的位置；高友工的哥哥——高而公卻是一位喜歡文藝與政治、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文章被譽為有魯迅之風的年輕人。透過這兩父子與高友工的緊密親屬關係，陳教授提出層層問題，包括高友工先生對二者在政治選擇與意識形態上的看法、面對遷台後高而公在不同世界中走的路，高友工究竟是選擇忘掉還是將之視為一種「莫問的記憶」呢？從中，陳教授認為這兩兄弟或許冥冥之中在文學上是有牽連與交集的。首先，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高而公時常接觸唐詩、閱讀杜甫詩並與友人談《紅樓夢》，當時弟弟——高友工正研究杜甫《秋興八首》，也討論《紅樓夢》與《儒林外史》。其次，在1976年，高而公沒來得及被平反就過世了，後人整理出了高而公文集，而當時高友工正在發展美感經驗的論說，後來也有了美典文集。再來，陳教授舉出高而公的一首詩——《畫魂兒》：「畫人畫馬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畫家口訣民間傳，至今胸中神-鬼爭議在畫魂兒」，這首詩說明在左翼份子的高而公心中面對世間的變遷是帶有許多困惑與想法的，這一點對應高友工建立的美典論說有著同樣的思考模式，而陳教授不禁問說，高友工在書寫美典的時候是否曾想起哥哥所面對的世界，而文學又能不能引領二者看得清楚人生的意義？這種態度與他對文學的理解有無關聯？從這一連串在空中的回合與疑問，陳教師最後又回到林順夫先生所提的「遊戲人」的特質，認為這個評價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高友工先生確實一生遊於兩間，一間是嚴肅且嚴謹的學術研究與推敲，而另一間就是人生意義的不斷反思與提問。

在結束演講之後，對談嘉賓——曾守正教授指出陳教授這幾年來有關高友工先生研究的文章皆對抒情美典或抒情傳統的研究譜系有很多的補充與重新的架構，填補了許多在學術史上的細節，更加深與加廣了對抒情傳統的理解。曾教授更以萬花筒中的許多碎片所呈現的不同形態、形狀與顏色來比喻陳教授不斷變換思考角度，詮釋方式的精彩研究。在曾教授的回應中，他舉出陳教授的演講提出一個重要的議題，也就是對高友工先生有關文學的理解不應該停留在分析哲學、結構語言學與新批評的方法上，而是回到掌握作家的心境與神秘的境界。這「境界」在曾教授看來與新儒學重要人物——牟宗三的說法：「所謂『境界』就是通過個人達到獨特的精神狀態，但這所謂的個人精神狀態是怎麼來的，是通過實踐，實踐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生命意義的理解。」是可以相通的，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理解陳教授在談高友工先生的學思旅程時就是一步步從工具化落實到作者精神的掌握。曾教授還回應說對於「境界」一詞有許多翻譯，包括高友工先生主張的「inscape」，也有譯成「vision」，這就引發一個有趣的問題思考，就是這兩個詞語究竟是等值的混用，還是具有認知上的差異性？若是認知上的差異性，高友工先生理解的「境界」會不會與當代新儒家的想法有關？

（林詩韻　撰）